《长江日报》记者余熙从法国返汉后披露：今年7月他在法国举办画展时，在夏莱特市发现了邓小平81年前在法勤工俭学时的“居留登记卡”。该市市长助理、办公室主任布鲁诺·巴吕称，他是第一个查找到这件登记卡的中国人士。
这张登记卡为17.5×10.8厘米，纸面已经泛黄，但清晰地记载了从1922年2月13日至次年6月11日，邓小平两次在该市居留的情况。
卡片的主要内容为———国籍：中国；姓名：邓希贤；出生：四川，1904年7月12日(中国农历———编者注)；父亲：邓文明；职业：工厂工人；婚姻状况：未婚；身份卡号码：1·250·349；到达日期：1922年2月13日；居住地点：leangle；离开时间：1922年11月3日；目的地：赛纳-夏狄戎中学；备注：1923年2月1日重返leangle；1923年6月11日离去，前往拉加雷纳-科隆市的德拉普安特街39号。
据记载，1922年2月，邓小平来到法国蒙塔日市的卫星小城夏莱特市，在这里的哈金森橡胶制品工厂勤工俭学，并在这里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青团)；同年11月，邓小平离开夏莱特市。第二年的2月，邓小平重返夏莱特市，继续在哈金森工厂打工。同年6月，他告别了这座城市，根据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部的安排，开始在巴黎从事专职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工作。
余熙在蒙塔日市办展期间，主动前往哈金森工厂采访邓小平当年勤工俭学的足迹，意外获得夏莱特市政府拥有邓小平在法活动文物的线索。为此，他在法国著名对华友好人士雷蒙·普罗夏松先生的协助下，辗转找到布鲁诺·巴吕先生等人士，终于发掘出了这件研究邓小平生平的珍贵史料。
一段不平凡的历史记录
———邓小平81年前旅法“居留卡”发现纪实
(一)
这是一张17.5厘米×10.8厘米的卡片纸。
纸面业已泛黄，边缘呈些许褐黑色，蓝黑色的墨迹也稍有淡褪。
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卡片。在它小小的页面上，承载着中国世纪伟人邓小平81年前在法国踏上革命征程的珍贵印记。
7月16日上午，在法国中部小城夏莱特市市政厅的二楼，该市市长助理、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布鲁诺·巴吕先生和该市档案馆的一位专管工作人员，特地为本报记者搬来厚厚一摞20世纪20年代外国人在该市居留的登记卡片。我们将这些卡片摊在办公桌上，一张一张地仔细翻拣和辨认着……
突然，我分辨出一行用花体法文写着“TengHiHien”(邓希贤)字样的卡片。
啊，“邓希贤”———早年邓小平使用过的名字！终于找到了！
我捧起这张于1922年7月13日由夏莱特市市政厅为邓小平填写的“外国人居留登记卡”，激动不已。
这张卡片清晰地记载着，从1922年2月13日至次年的6月11日，邓小平两次在该市居留的基本情况；而在它的背后，则是邓小平早期在法国革命经历的历史刻痕。
1922年2月，17岁的邓小平，来到法国中部蒙塔日市的卫星小城夏莱特市，在这里的百年老厂哈金森橡胶制品工厂勤工俭学，并在这里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青团)；同年11月3日，邓小平离开夏莱特市。第二年的2月2日，已满18岁的邓小平又重返夏莱特市，继续在哈金森工厂打工35天。同年6月11日，他永久地告别了这座城市。
从此，邓小平开始步入职业革命家的漫漫征途。
这页卡片记载着如下内容：
国籍：中国姓：邓名：希贤出生：四川，1904年7月12日
父亲：邓文明母亲：淡切邓(音译)职业：工厂工人婚姻状况：未婚
登记地点：无登记日期：无登记号：无身份卡号码：1·250·349颁发日期：无
颁发地点：无到达日期：1922年2月13日居住地点：Langlee离开日期：1922年11月3日
目的地：塞纳-夏狄戎中学备注：1923年2月1日重返Langlee1923年6月11日离去，前往拉加雷纳科隆市德拉普安特街39号
邓小平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可谓世人皆知。但是他的这张被埋藏在这座小城档案馆里的居留登记卡片却鲜为人知。
“祝贺您！”
夏莱特市市长助理、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布鲁诺·巴吕先生笑着对我说：“您是第一个前来我们城市查找到这张登记卡片的中国人！能够成为‘第一’，总是令人兴奋的。”
(二)
邓小平1920年9月11日至1926年1月，曾经在法国勤工俭学。从1922年2月13日起，邓小平一直在法国中部城市蒙塔日市的卫星城夏莱特市哈金森橡胶制品工厂做工。邓小平本人生前回忆道：“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
在夏莱特市政府查找到邓小平的居留登记卡片以后，布鲁诺·巴吕向我签名赠送了一本该市1991年出版的《夏莱特的移民》。其中特别刊载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照片，以及他当年在该市勤工俭学的重要史实，书的封面还罕见地使用了中文作为装饰。书中写道：
“16岁的邓小平，持法国领事馆的公务签证来到法国。”
“在从中国来的378名学生工人中，有53人于1919年6月3日到达蒙塔日市。此前已有51人于5月19日到达。这些中国学生均得到了法华教育会的资助。由于贫穷而无法支付学费的学生，必须白天做工，晚上听课。邓小平和其他213名同学兼哈金森工厂的工友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这种状态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工作条件的恶劣和无趣。邓小平在夏莱特市的确切的时间，是1922年2月14日至10月17日，和1923年2月2日至3月7日”。
“(邓小平)在制鞋车间干了一个月以后，他的工头便写下了‘辞工不干，不再录用！＇”
《夏莱特的移民》记述的这段史实，乃是邓小平第二次在哈金森工厂打工35天以后，即辞职离开了该厂。
辞职后的邓小平，于1923年6月11日离开了夏莱特市。这份居留登记卡片清晰地记载，他去了拉加雷纳-科隆市的德拉普安特街39号。据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介绍，“父亲离开哈金森工厂，并不是因为他不需要做工了，而是因为在1922年，发生了一件决定他终生命运的大事。”
这件大事，就是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优秀分子，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夏秋之际，邓小平加入了这个组织。此后，他便根据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部的工作需要，一边做一些临时性的杂工，一边开始在巴黎从事专职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工作。
夏莱特市出版的这本《夏莱特的移民》，还记述了与邓小平同一批前来打工的中国学生在夏莱特市生活和学习的有关情况。
在有关邓小平的章节中，书中最后写道：“邓希贤，除了在哈金森工厂工作过以外，还先后在拉加雷纳科隆市、巴耶市，以及在克鲁梭市的施耐德钢厂，在塞纳-夏狄戎市的雷诺汽车公司工作过。德国人乌里·弗朗茨在他的一部关于邓小平的传记中写道：如果没有在法国当外国劳工的悲惨经历，他将不可能成为邓小平。”
(三)
这次之所以能够有机会前往法国的夏莱特市市政府，挖掘出这件珍贵的文物资料，其契机乃是记者前往法国参加了“中法文化年”的艺术展览活动。
应法国蒙塔日市市长等方面的邀请，记者于2004年7月前往该市举办了主题为“东方哲学”的个人水彩画展览。在此期间，接待者主要是居住于蒙塔日市、长期热衷于中法友好和文化交流事业的一位老人雷蒙·普罗夏松先生。
早在赴法之前，记者就为可能在此次的法国之行采写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的文章做了准备，特别重点温习了邓小平在蒙塔日市勤工俭学的党史资料。抵法以后，记者便请热心的普罗夏松老人提供帮助，希望能够再设法搜集到一些有关邓小平在蒙塔日市和夏莱特市的新的文史资料。普罗夏松对此表示同意和赞赏。这位老人说：“邓小平是我们共同爱戴的伟人。我和蒙塔日市的朋友们愿意全力帮助您！”
这天，普罗夏松告诉记者：“我记得好像看到过一幅邓小平在蒙塔日市的照片，大概是被保存在夏莱特市市政府内。”
记者一听，喜出望外，连日催促他帮助联系寻找。
普罗夏松是蒙塔日市土生土长的“路路通”人士，在当地拥有很广泛的人脉。很快，他找到多年的朋友———现任夏莱特市的市长，并通过这位正在休假的市长，又认识了同样热心的布鲁诺·巴吕主任。他们向主任介绍了记者的身份，还邀请他前去参观记者的展览，同时提出希望找到邓小平照片的要求，并请市政府一定给予支持和帮助。
很快，该市政府约定了时间。7月15日和16日，记者在居住于当地的一位华裔法籍友人陶森球先生的热心陪送下，两次来到夏莱特市政府。然而，在这里记者被告知该市并没有保存那幅照片。他们说，大概是普罗夏松记忆有误。
看着记者有些失望的眼神，布鲁诺·巴吕主任说：“别着急，我们政府的档案馆里，还保存有20世纪20年代外国人在夏莱特市的居留登记卡。或许里面会有关于邓小平的卡片。”
记者听后十分高兴，连忙请这位主任帮忙联系查找。主任当即打电话给档案馆的专管人员。
近一个小时后，正在休假、家住另一个城市的专管人员神情急迫地赶了过来。少顷，他又步履匆匆地从楼下端出一大摞业已陈旧的卡片放在记者面前。
就这样，记者顺利地找到邓小平的这张珍贵的居留卡。
在翻阅的过程中，记者还发现了卡片上有蔡畅、王若飞等一批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名字。王若飞和他的舅父黄齐生于1922年6月9日来到哈金森工厂打工的记录，在这里的卡片上也有明确记载。
1993年8月，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的著作《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曾经披露过一幅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登记卡片，这是位于夏莱特市的哈金森工厂所颁发的打工的“工卡”。这幅“工卡”的照片后来被许多媒体和出版物广为引用。毛毛在书中还提到夏莱特市政府“外国人登记簿”，其中也有与记者此次所发现的这张登记卡片相近似的内容，尽管它所记载的史实没有记者发现的卡片这么详细，但也足以印证记者手头这张卡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这张由夏莱特市市政府填写的邓小平的居留登记卡片终于得以面世，记者和当时在场的法国友人高兴无比。布鲁诺·巴吕连忙从办公室的冰柜里取出香槟酒，大家热情地举杯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