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本溪县高官镇松树台村一幢民居内，在众多新闻媒体的关注下，辽宁省公证处的同志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公证。当事人是65年前日军细菌战中的幸存者、今年79岁的本溪市居民白振海。此次公证的目的是，白振海老人委托孙子白晓秋就其在日军细菌战中感染鼠疫并留下后遗症问题向日本政府起诉要求道歉和赔偿。此类公证在辽宁省尚属首例。

   白振海，1929年8月出生在法库县西岗村，后因家庭贫困于1939年7月举家搬迁到通辽县五家子村西艾力屯（现称通辽市科尔沁区建国镇西艾力村）。1943年夏，白振海14岁，村里突然流行起一种怪病，有很多人被卷在炕席里抬走埋了，大人们说这些人不能再活，如果他们不死，别人就要被传染，这种怪病被称作“线百斯毒”，当时村民还不知道这种病叫鼠疫。不久，白振海46岁的父亲白万友突然也得了这种怪病，没过几天便被人用炕席卷走了。正在外面给人家放猪扛活儿的白振海得知消息，赶回家后伤心地大哭起来，一下子昏厥过去，醒来之后，发现自己浑身发冷，发着高烧，全身没有一点力气，大腿根上起了一个大包。妈妈流着泪告诉他说，他的症状和爸爸一样，结果两天后白振海被身穿白衣服的防疫班的人发现，扔进了“死人屋”（即隔离所）里。隔离所四周墙高6米，东西两个门，墙上有岗哨来回巡视。“白衣服”们衣着严实只露出一双眼睛，说话非常凶，开口就骂人。隔离所环境非常差，地上一层草，人就躺在上面炕席上。白振海看见每天都有很多人被扔进来，又有很多人被卷出去。再后来，出去的人连炕席都用不上了，几个人一堆，往爬犁架子上一搭，像牲口一样被拉走，扔到事先挖好的坑里，填满了用土埋上，然后再挖一个坑，留第二天继续用。在隔离所的三个月里，白振海亲眼目睹了300多人死在隔离所里，有的人刚还在说话，没过一会儿就已经僵硬了，还有的人身上腐烂的地方难受得挺不住了，自己咽了气。在这期间，日本人没有给予病患们任何治疗，其间，白振海腿上的伤口越来越大，渐渐地烂掉了两大块肉，经常要*着死人睡觉，如果不是他的母亲找到了隔离所的一个缺口，经常趁着天黑送来一些药品、干粮和衣服，他根本不会挺过那三个月。日本人还对没死的人打“定血针”，打完针后，过一会儿人死后，就被解剖做人体试验。仅白振海知道的就有十几人被“挖心脏”、“挖眼睛”。

   村里陆陆续续有300多人被抬进了隔离所，到最后只有包括白振海在内的8个人活着出来了。后来他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回到了法库老家。虽然离开了鼠疫的爆发区，但鼠疫留下的后遗症却从此伴随白振海的一生。因为他大腿根曾烂掉了两大块肉，无法正常回流血液，所以病腿比正常腿粗一倍，还经常流脓、淌水、发烧，一烧就烧到40多度，几天不退烧，疼痛难忍，住院是经常事。一犯病工厂活不能干，家里活也做不了，65年来白振海一直生活在鼠疫后遗症带给他的精神和肉体折磨的痛苦之中。

　　悲惨的遭遇，苦不堪言的生活，使白振海下定决心，要向世人揭露这段历史真相，向日本人讨个公道。经过多方咨询，他决定委托孙子白晓秋对日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对当年的侵华罪行进行道歉，并给予经济上的赔偿。为了完成爷爷的心愿，27岁的白晓秋放下了上海的工作，走上了诉求法律的道路。在艰苦的取证工作中，他已经找到多位当年通辽地区细菌战的幸存者，并收集了不少相关资料，但爷爷居住的小西艾力屯的其他7位幸存者已经全部去世，这使白晓秋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将非常紧迫而艰巨。

　　据辽宁省公证处主任李恩政介绍，公证是法律性、国际性的文书，材料真实可信，公证中的相关证据会长期使用，经过此次公证，白晓秋接受了爷爷白振海的委托，事情便可进入到实质的操作阶段。据统计，当年至少有27万中国同胞受到日军细菌战残害，仅通辽一个县就死亡了12771人。在今天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中，白振海是辽宁省民间公证第一人，他身上残留至今的疤痕足以见证日本军国主义者永远洗刷不掉的侵略罪行，对日本少数右翼分子欲盖弥彰，企图篡改历史真相的行径是有力的批驳。不管这起民间诉讼案的最终结果如何，它的社会影响都是广泛而深远的，本溪市档案馆意识到这个事件本身就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素材，对于教育广大青少年不忘历史，记住苦难，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具有很强的说服性和教育意义，他们抓住时机，派人全程参加，记录了辽宁首例细菌战幸存者公证过程的始末，并将此次公证档案和有关音频、文字、报道资料全部征集进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