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朝中期，杨宾撰写的《柳边纪略》刊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详细介绍东北的书。这部书是怎样写成的？杨宾又是何许人也？本文在这里向您介绍一二。
清代以前的古籍少有东北记载
东北地处边陲，由于地理原因，在中原文化已经很发达的时代，中原人与东北交流也很少，因此，在清以前各封建朝代，东北地区被视为未开化地区，东北少数民族被视为胡人、夷人。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中原政权与东北有了联系。至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即位后，招贤纳士，任用大将秦开拓土开疆到东北南部地区，建辽东等五郡，东北划入中华版图。从西汉司马迁编写《史记》开始，有了关于东北的记载，但也只是寥寥数语。如在《史记·匈奴传》中，只有“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剌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治所在今内蒙古宁城县黑城子古城---作者注，下同)、辽西(治所在今义县古城子沟)、辽东(治所襄平，今辽阳市)郡以拒胡”这样简单的记述。此后的各代史书，也只是对政权更迭、郡县设置、军事行动、官员选用、少数民族等作简单介绍。
秦始皇灭燕统一中国后，虽然沿燕制仍在东北设置郡县，但将万里长城东部起点修在了燕山东麓、幽州北端临渤海的碣石，对于设在东北地区的郡县仍是另眼看待。
到了宋代才有介绍东北舆地的著作出现，这就是洪皓的《松漠纪闻》，只有两卷。洪氏奉诏出使金国15年，在金期间撰写此书，归宋时书稿被扣，凭回忆重述，内容不准，“亦甚寥寥，不足比于郡县志”。
明代，有了杨循吉编撰的《辽小史》、《金小史》，内容为辽、金国事，少有风土人情。清代统治者发迹于东北，努尔哈赤、皇太极早期活动记录主要反映在“满文老档”中。清初，虽有方拱乾编撰的《绝域纪略》，祁班孙编著的《东行风俗记》，也都过于简略。在康熙皇帝第二次东巡(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后，翰林院侍讲高士奇编撰《扈从东巡日录》，也只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随侍的见闻。
在《柳边纪略》刊印前的两千多年时间里，由于没有详细介绍东北情况的著述和文献，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等各方面情况不为中原人所知，在他们眼里，东北始终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迷。
《柳边纪略》为清代学者杨宾撰写，共5卷，10余万字。杨宾曾两次出山海关至黑龙江宁古塔，书之内容全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内容涵盖了现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地理地貌、山川形势、边防设施、都市建筑、地方历史、衙署建置、官员兵额、风俗习惯、粮作种植、物产贡赋、民族信仰、语言文字等方方面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详细介绍东北的著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清代，有了《柳边纪略》，中原人才第一次看清了东北。这里仅举三例来看《柳边纪略》记述之全之细。
《柳边纪略》全面介绍东北
关于柳条边。人出山海关，最先见到的景致就是柳条边。杨宾在书的开头先作介绍：“自古边塞种榆，故曰榆塞。今辽东皆插柳条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又曰条子边。条子边西自长城起，东至船厂止，北自威远堡门起，南至凤凰山止。”
柳条边是清代为保护“龙兴之地”修筑的特殊设施。根据史书记载，清代柳条边又叫条子边，是用土堆成的宽、高各3尺的土堤，堤上每隔5尺插柳条3株，柳条粗4寸，高6尺，埋入土内2尺，外剩4尺。各柳条之间再用绳连结，也称之为“插柳结绳”，就像中原地区的竹篱笆。再在土堤的外侧，挖掘口宽8尺、底宽5尺、深8尺的边壕。史料记载，柳条边始筑于崇德三年（1638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基本完成（后来在部分地段有所扩展）。柳条边分为东、西、北三段。以开原附近的威远堡为交点，从东北向东南、西南方向延伸，呈人字形。东段西起威远堡向东南到海。修筑于崇德三年至顺治十八年（1638－1661年）。西段自威远堡向西南至山海关，修筑于顺治五年至十一年（1648－1654年）。这两段柳条边连接起来，环绕着辽河平原，全长1900多华里，被称为“老边”，因盛京在其内，也叫“盛京边墙”。柳条边北段，是自威远堡到吉林市北法特东亮子山止的一条单边，因其修筑于康熙九年至二十年（1670－1681年），而相对于“老边”被称为“新边”，全长约690华里。
东北特产。东北有何区别于中原的特产？《柳边纪略》记述:“柳条边外山野江河产珠(色微青所谓东珠也,圆而粗者，天子诸王以之饰冠,价甚贵)。人参、貂、獭、猞猁、狲、雕、鹿、麅、鲟鳇鱼诸物，设官督丁，每岁以时采捕，俱有定所。定额核其多寡而赏罚之，或特遣大人监督，甚重其事。”
对于东北三宝之一的人参，记述更为详细：“辽东人参，四月发芽，五月花，花白色，如韭花，丛大者若碗，小者若钟。六月结子，若小豆而连环，色正红，久之则黄而扁。初生一桠，四五年两桠，十年后三桠，年久者四桠。每桠五叶，叶若芙蓉，一茎直上。《扈从东巡日录》所谓百尺杵也，高者数尺，低者尺余。……关东人呼参为货，又曰根子。肉红而大者曰红根，半皮半肉者曰糙重，空皮曰泡。视泡之多寡定货之成色。己巳、庚午间足色者斤，十五两八九色者斤十二三两，六七色者斤九十两，对冲者六七两。泡三两，若一枝重两以上，则价倍；一枝重斤以上，价十倍；成人形，则无价矣。相传康熙二年得人形者，一枝重二十二两，献于朝，后绝不得。”对人参的形态、习性、重量、价值，以及挖参在过程、作法等，述之非常详细。
人参作为药用和滋补身体所用，成为山中之宝。明朝末期，到长白山采集人参是女真人主要生活来源之一，每年采集到的人参十分可观，如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明朝一度停止与女真人的互市，两年中女真人就腐烂山参10余万斤，致使当年女真人生活无着落，饿死多人。后来女真人改革了人参加工的工艺，采用煮晒法代替了浸润法，使人参易于保存，可以待价出售，获得厚利。清初每年采集人参达5万余斤。清朝政权相对稳定之后，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但对于采参仍旧十分重视，因为它是一项重要的国库收入，也是向皇S进贡的贡品。
长白山脉虽然盛产人参，但也经不起几百年的采挖，采集的人参逐年减少，据有关专业人士统计，现在，每年采集的山参仅6公斤左右。400多年以后，通过《柳边纪略》的记述，人们还可以想象当年长白山人参规模及其采挖情景。
关于档案。时代发展到现在，提起“档案”一词，没有多少人不知道。社会档案意识在不断提高，人们不仅重视文书档案、人事档案，家庭档案也开始流行，把自己生活中有保存价值又有纪念意义的文书、照片、证书、凭证等进行收集整理，装订成册，加以保存。可是在清代以前，并没有“档案”一词，直到康熙初年才出现“档案”一词，其为何物，只限宫廷。
又是杨宾在《柳边纪略》中第一次对“档案”作出解释：“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犹之中土文字，汉以前载在竹简，故曰简；以韦编贯，故曰编。今之人既书于纸为卷、为部，而犹呼之为编、为简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历史上柳条边外官府的文书多数都写在木片上，往来传递称为牌子，是因为削木片为牌的缘故。保存贮藏年代久远的就叫档案，也叫档子，是因为积累多了，就用皮条穿起来好像档子。然而，现在官府文书是写在纸上的，但也称之为牌子、档子，就好像中原的文书，汉以前是刻在竹简上，因此叫简；用绳穿起来又叫编，现在人们既然将文书写在纸上，为卷、为部，而还称之其为编、为简，是一个道理。把什么是“档案”，为什么叫“档案”，说得一清二楚。
有了杨宾的解释，人们才了解档案，一定意义上说，现在人们重视档案，也是杨宾对档案事业的贡献。杨宾探父两下关东杨宾，字可师，号耕夫，别号大瓢山人，又号小铁，浙江山阴人，生于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十四日。
杨宾何以与关东结情？他在《柳边纪略》自序中说因“先子坐张魏之狱徙于此”。所谓“魏张之狱”就是发生在康熙元年(1662年)的“通海案”。清初，浙江反清势力代表魏耕、杨越等联合郑成功、张煌言率部攻入长江下游，给清廷以重创，被定为“逆案”，魏耕等十数人被杀，杨宾的父亲杨越等100多人流放宁古塔。
父亲被流放时杨宾只有十三岁，弟弟杨宝仅五岁，两个妹妹也很小，他只好携带弟妹投奔叔父，二十一岁复归山阴。由于其父有“毋令宾为八股以应举”之命，杨宾遵父训终生不应举，不做清朝官。
父母被流放，使杨宾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寄人篱下日子难过。及长，全家的生活及照顾祖母的重担又落在他的身上。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父母：“父兮母兮万里外，伶仃困苦将谁赖？泣血修成几行书，兵戈满地无人带。孤魂夜夜松山行，省觐艰难空老大。呜呼二歌歌已衰，寒村萧飒悲风来。”诗的字里行间都体现了他思念父母之情。开始，给父亲捎信，想亲自去宁古塔，其父捎信告他：“我子肩我任而事我母，更十倍于事我!”杨宾不能亲往，只得叫弟弟杨宝先去。杨宝在宁古塔住了一年，回来后描述了父母的情况，杨宾才稍稍放宽心。
直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杨宾才获准出关探望父母，这已是父亲流放28年后的事了。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四笔》中记载了杨宾获准出关的艰难过程：“康熙二十八年春，康熙皇帝南巡至苏州，有绍兴人士杨宾及其弟杨宝，以父得罪徙宁古塔久，泣血奔叩行在，愿身率妻子代父戍。上驻辇问之，以其罪名重，非旧制，不允。又沿御舟行数百里，呼号窜突骑从间，人马蹂践，卫士执鞭箠雨下，杨宾兄弟强词与抗，几毙，终不得达。见者皆感泣，称为孝子。越二十八年，始得往视之。”
杨宾出塞也在冬季。在《柳边纪略》自序中描述了这次出塞的艰难经历。祖母病逝后，年已四十矣，才得以出塞。一路上，寒风习习，吹在脸上像刀割一般，耳朵、鼻子，用手一摸就像掉下来一样。杨宾事后谈当时的感受说，眼前是“万木蔽天，山魈怪乌，叫嚎应答，丧人胆断。冰古雪胶，树石不受马蹄，马蹶而仆者再，触石破颅，血流数升而死，死半日乃复甦，甦久之，犹不知在人世间。方是时，辽阳、松杏、大小凌河诸战场，南北关、木叶、老边、混同、呼里改诸阨塞，皆跋涉于呻吟愁苦之中。”尽管路途艰险，步步难行，但想见父母的急切心情，使他忘记了一切困难。经过三个多月的跋涉，终于到了宁古塔，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母。在《至宁古塔》诗文中，真切地记录了自己当时的心情：“望望吉林峰，白云绕其下。登顿及今朝，亦得依亲舍。父母骤相逢，注视还相讶。别时发覆眉，胡乃成老大。邻舍争慰劳，应接苦不暇。姓氏未及知，空言聊相借。日暮细挑灯，恍若梦中夜。喜极乃更悲，不觉泪如泻。”
在宁古塔，杨宾陪着父母游览风光，访问故老，父子团聚了三个多月，怀着无限依恋的心情踏上归程。
这时父亲杨越已经六十七岁了，年老体弱，杨宾不甘父母在塞外继续过流放生活，回到家乡后，便四处求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杨宾来到京师，救助于朝廷言官，请奏赦免亲人遭到拒绝。次年十一月，杨越以七十高龄病逝于宁古塔。噩耗传来，杨宾哭得死去活来。按清律，流人死于戍所者，不得返葬，其家属也不得返籍。杨宾又为谋求父亲归葬而奔波。他再次到京师，号泣于途，跪求于刑部、兵部衙门，叩头哀求445天，只求父亲灵柩归葬故土。这种孝心感动众吏，又“执贽索公(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之门，乃准例返葬”。于是，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再赴宁古塔，与其弟一起，奉老母、扶父柩以归。
作有心人著就《柳边纪略》
杨宾虽遵父训不应举为官，但喜欢吟诗作赋，有很强的文字功夫。他也是个极有心的人，两次出关赴宁古塔，沿途仔细观察，不懂就问，坚持写日记，将所见所闻详细记录，每天行程距离多远，路过什么府、什么县、什么关、什么站，见到了什么山、什么河、什么寺、什么遗迹，吃到了什么特产，体会了什么习俗，都一一记录，为撰写《柳边纪略》积累了丰富、详实的资料，归葬其父后，即着手撰写。
为何撰写这样一本详细介绍东北的书？杨宾在该书自序中说，以往虽有关于关东之书，但记载过略，谬误甚多。史书上记载较多的明代在东北设置的卫所建制，成于成(明成祖朱棣，1403年-1424年在位)、宣(明宣宗朱瞻基，1426年-1435年在位)、英(明英宗朱祁镇，1436年-1450年在位)三朝，然而“中原无往者，传闻多不详”，写书者都没到过东北，凭着不多的传闻落笔，能准确吗？“如长白山在宁古塔南，旧图皆画于北，山半一潭，周三十里弱。
杨宾撰写《柳边纪略》，他自己说有这样五个理由：一是先父谪居宁古塔30年，对宁古塔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宁古塔人至今思念之”，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书，以示对父亲的纪念。二是“边外不设郡县，无志，又无他记载，而余适过之。”没有介绍关外情况的志书和其他著述，而自己有亲身经历，有条件弥补这一空白。三是“余所遇老兵宿将其言，有可采者。又先子至其地在三十年前，所见三十年前之老兵宿将，是即其地之献也，而余亦得闻其言于先子。”自己采访过与父亲一样被流放到这里的“老兵宿将”，也听父亲介绍过在东北的经历和见闻，有丰富的资料积累。四是东北泉甘土肥，物产丰富，如参貂等特产，为中原人所不知，应将其介绍给中原父老。五是关外的风情与中原大相径庭，要将其介绍给中原人，使他们对关外有所了解。有这样五个理由，“余安敢不书此《柳边纪略》？”也正是基于此，该书对于东北的“道里、山川、风土，上自辽金遗迹，下迄当代职官、城堡、军粮之制，物产之殊，莫不毕载。”
杨宾写作《柳边纪略》大体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着手，断断续续写了15年，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成书刊印。
书之内容涉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之所以取书名为《柳边纪略》，杨宾解释说：“柳边者，插柳条为边，犹古之种榆为塞而以之名。其书者，以柳边为宁古塔境也。若黑龙江则附宁古塔者也，亦得书奉天，则补其志之缺者也，以牵连书之。”柳条边是出关外后最明显的标志，又联系着宁古塔，以其作为书名，既代表了东北最明显的特征，也体现杨宾两赴关东的经历。自序后，杨宾还谦虚地说：《柳边纪略》所书，“虽其山川、建置、风俗、灾祥，率多未备，不敢比于中原郡县志，或以其出自呻吟愁苦之余，而附于洪忠宣《松漠纪闻》后，斯幸矣!”
杨宾从小失去父母的关爱，但他小有大志，酷爱学习，博览史籍，著述颇丰，除《柳边纪略》外，尚有《大瓢偶记》、《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金石源流》等十数种著作传世。尤其他为救父母，拦御驾，诉悲情，其孝心感动天地，为后人敬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以七十一岁高龄去世。
《柳边纪略》刊印之后，即有人研究引用，在清代，成为官员了解东北、学者研究东北的主要资料，直到今天，仍是人们了解明末清初东北情况最珍贵的史料。